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只有510米，却集中了父母食堂、银龄老年公寓、养老服务驿站等9家养老服务单位，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名字——“吾老·新街”。

　　2月10日，正值北方地区农历小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“吾老·新街”养老服务街区。在父母食堂，他察看菜品、价格和就餐环境，仔细询问食堂开展养老助餐服务情况。在银龄老年公寓，他详细了解老年人健康检查、康复训练、日常起居照料等情况。他指出要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、持续发展”。

　　这一幕，与10年前的判断和部署形成了历史回响。早在2016年5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曾用“三个最”概括中国的老龄化挑战——老年人口数量最多，老龄化速度最快，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。他指出，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、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，事关国家发展全局，事关百姓福祉，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，并对老龄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。

　　如果说10年前是对未来的前瞻，如今，养老已是每个家庭绕不开的话题。如何从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期待，平稳过渡到“养老服务”的现代保障？中国必须回答好这道题。

　　养儿防老变了：

　　小家庭扛不动“养四老”

　　走进山西省晋中市的郭玉梅老人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与周围陈设格格不入的医用护理床。因为连续3次脑梗，这张床成了郭玉梅的全部世界。

　　在卧床的10年间，3个子女日夜照护，轮流“上岗”，每天早上把服药、喂饭、洗漱、按摩等事项交接完毕才赶去上班。因为长期不敢深睡，50多岁的小女儿韩灵芝疲态明显，头发比同龄人白得多。

　　然而，能像郭玉梅家这样“撑下来”的家庭，已是少数。家庭，这个传统的社会单元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三个最”，精准概括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的艰巨性。

　　一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。2025年末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3.2亿，占总人口的23%。我国老年人数量接近美国总人口，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口总量。

　　二是老龄化速度最快。我国从老龄化社会到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21年时间，快于先前其他国家的速度。从2022年开始，我国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时期，预计到2035年，每年都将有20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老年。

　　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。预计到2035年前后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占比超过30%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届时，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。

　　老龄高龄通常伴随着失能、半失能风险的几何级数上升，对专业照护的需求极为刚性。

　　然而，本该承接这一需求的家庭，其自身结构却在快速萎缩和分解——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已从1982年的4.41人锐减至2.62人，而且约1.25亿户是“一人户”，占总家庭户比重超过四分之一，像郭玉梅这样有3个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少。

　　随着中国的家庭模式从传统的“四世同堂”转变为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，老年人生活在单人户或“空巢家庭”的比例显著提高。在结婚率大幅下降、离婚率持续上升的当下，家庭养老功能将进一步减弱。这种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变化的叠加影响，使得“养儿防老”模式难以为继，“单身养老”“空巢养老”正成为普遍现实。

　　失能失智老人的数据更显沉重：我国约有4500万失能失智老人，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成为不少家庭的现实困境。韩灵芝兄妹3人，尚被照顾任务压得喘不过气，那些“一人户”的失能老人，谁来喂药翻身？

　　家庭，这个延续千年的养老基本单位，已难堪重负。

　　重新定义居家：

　　社区要植入“养老芯片”

　　挑战在眼前，出路在何方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“吾老·新街”养老服务街区正是答案之一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超90%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和社区养老，但这绝非简单地“待在家里”或“住在老小区”，其内涵应是“在有专业服务可及、生活环境友好的社区支撑下的居家养老”。

　　一方面，养老机构正突破束缚，下沉到社区。

　　“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凉爽的风……”临近中午，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里的椿萱茂（玉蜓桥）老年公寓，10多名中重度失智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，跟着生活管家一起唱着老歌。

　　这是一家位于小区内部的养老院，有50多张床位。老人离开了家，但依然居住在小区。平时，他们在小区遛弯、和楼下孩童逗乐、跟隔壁老人下棋，有的老人在房间里就能看到隔壁楼栋里自己的家，子女、老邻居经常来探望。

　　除了长期入住，机构还提供灵活“短托”。在玉蜓桥老年公寓，记者见到正捧书阅读的王阿姨。康养规划师谢阿慧告诉记者，80多岁的王阿姨轻度失智，独自在家不太安全，家人白天送她来托管，三餐两点、文娱活动和日常照料由机构提供，子女下班了再接老人回家。

　　这种进社区、“小而精”的机构模式，模糊了“在家”与“入院”的界限。它不需要老人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，减少“被抛弃”的感觉，又能用专业服务减轻老人及家庭的照护压力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社区也主动承担起养老服务枢纽功能，对接企业、服务人员和设施设备，让老人不用离开家，也不用花太多钱，就能获得需要的养老服务。

　　这个“枢纽”的首要任务，是解决“三顿饭”。

　　酱肘子、芋头扣肉、龙利鱼、时蔬鸡丁……中午时分，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的社区食堂已经排起长队。中心去年7月开业，提供社区餐饮、幼儿托育、老年康养、休闲娱乐等业态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22.1%的老年人存在做饭难、吃饭难问题，尤其是失能、高龄、独居等老人的助餐服务需求更加迫切。近年来，在多项政策支持下，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养老机构+助餐、社会餐饮+委托服务、线上订餐+线下送餐等模式。截至目前，全国已建成8万个养老助餐点，每天服务300多万老年人。

　　解决了吃饭问题，社区还逐步植入医疗、照护、文化活动等“养老芯片”，功能日益复合。这一趋势下，多地探索“老幼共托”模式，同步解决“上养老下养小”。

　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，左边是德宝托育中心，右边是养老服务中心。德胜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吴红告诉记者，老人把孩子送来托管，自己也能在驿站跟“搭子”一起活动。每周三，这里还会组织老人和孩子们一起互动。

　　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成运介绍，国内“老幼共托”已形成社区主导、园所拓展和企业运营3种模式，“不仅减少了闲置浪费，还大幅削减了企业运营成本，更是对传统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有效补充”。

　　将养老功能在社区空间内复合集成的做法，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。2023年11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，要求重点推广和优先建设功能复合集成的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，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。目前，56个城市正逐步开展试点。

　　窗口期倒计时：

　　抢抓城市更新历史机遇

　　构建一个以社区为核心、政策强力协同、市场充分参与的养老生态，也是先行老龄化国家用数十年探索得出的经验。

　　——日本在2000年推出强制性“长期护理保险”，重点向居家与社区服务倾斜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“地域综合照护体系”，在30分钟生活圈内整合医疗、护理、预防与生活支持服务。

　　——新加坡通过“乐龄公寓”等组屋政策促进“原地养老”，并将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如同学校、公园一样，在土地出让阶段即强制嵌入新建社区规划。

　　——德国在成熟的长护险制度外，推广“多代屋”社区中心与“志愿时间银行”，促进代际互助，缓解专业照护人力压力。

　　这些模式揭示了一个共性事实：养老的支持系统必须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。

　　日本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00年推出介护保险，用了30年。中国则面临“未富先老”与“快速变老”的双重压力，老龄化进程被高度压缩。我国必须在更短时间内，完成同样复杂的社会系统建设。

　　国家顶层设计已锚定方向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》提出，“优化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专业支撑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”。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银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倩表示，提高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水平，回应了百姓“原居养老”的朴素愿望，既能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，也能切实减轻家庭的照料压力。

　　“吾老·新街”提供了一个理想样本。然而，我国大多数社区仍面临挑战，既缺少老年食堂、老年活动室、医疗站等刚需服务，也缺少上门护理、志愿服务、活动策划等软性服务，很多老人只能自己相约在小区空地活动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世冲表示，嵌入式服务设施是一项涉及多领域、多环节的系统性工程，可能面临审批许可、存量空间利用、可持续运营等多方面挑战，未来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我国正处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与存量提质的关键阶段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，加强互嵌式社区建设。这为系统性、规模化植入适老化设施（如加装电梯、平整通道）、规划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等提供了物理空间窗口。

　　考虑到各地城市更新行动计划的收官节点为2035年，这一发展窗口期仅有9年左右，并与老龄化急速深化期高度重叠。一旦错过此次机会，后续再进行分散、零星的适老化改造，其成本和难度将大幅增加。

　　时不我待。面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，中国不仅需要紧迫感，更需发挥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制度优势。将养老服务“嵌入”城市更新的肌理，不仅是为了今天的老人，更是为未来的我们预存一份安全感。